04/04/2023
香港外傭：政府擬嚴格限制「跳工」為何引發巨大爭議
2023年3月30日
香港有34萬外傭，疫情期間供需關係發生變化，導致僱傭關係一度緊張，其後隨著疫後「複常」而緩和，但近日再度因為「跳工」（job-hopping）爭議挑起雙方敏感的神經。
「跳工是個迷思」、「停止污名，不要歧視」、「停止針對女性的暴力」——數十名外籍家庭傭工（外傭）拿著標語在香港政府大樓外請願。
她們不滿港府近日擬修訂《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把外傭提早終止僱傭合約及轉換僱主「污名化」為「跳工」。
「為什麼政府要把正常的辭職、轉工行為，貼上負面標籤呢？其他在港外籍人士沒有限制，為何只有我們受懲罰？」本身來自印尼的香港國際移民聯盟（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主席Eni Lestari對BBC中文說。
在港外傭幾乎全是女性，她們佔了整體勞動人口約一成，當中56%來自菲律賓，約40%來自印尼，同時服務30多萬個家庭，在立法會文件中被形容為「本港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
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訂下的「標凖僱傭合約」，外傭合約期為兩年。新冠疫情期間因各地封城、航班減少、香港實施嚴厲隔離措施等，導致外傭供不應求，部分在港外傭繼而被指「跳工」，提早結束兩年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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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中介費
香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28,900港元，而外傭的「規定最低工資」為每月4,730港元，對大部分本地家庭並非大數目，但僱主事前須支付一萬多至兩萬港元的中介費及機票費用，外傭「跳工」意味著短時間內要再付高昂費用另聘新人。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向BBC中文表示，疫情期間收到不少僱主求助，指外傭來港隔離21天後，工作不足半年就離職跳槽。「簽了約就應該保證工作兩年，我給了那麼多錢、花了很多時間教你做事，但你來了說走就走，那誰賠償我們？」
她把矛頭指向業內的「無良中介」，指疫情期間因外傭供應短缺，有些中介「手上沒有工人」，要靠本地市場的外傭中途毀約才有人，於是用錢利誘外傭轉工。
香港勞工處3月15日就檢討《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提出多項建議，包括訂明職業介紹所不應以金錢誘因等營商手法，誘使在職的外傭提早終止合約。
當局又建議，應要求職業介紹所向外傭求職者清楚解釋現行政策，外傭在兩年合約期內提出在港轉換僱主申請，通常不會獲批，除非涉及四個原因，包括僱主外調、移民、逝世或經濟原因而提早終止合約，又或有證據顯示外傭曾受苛待或剝削等特殊原因。
容馬珊兒支持政府有關建議，強調這不是修例，只是向外傭重申現有政策的規定，「保障外傭不會被中介騙了，以為中途毀約沒有後果」。
入境處因懷疑外傭「跳工」拒批簽證個案，以往每年只有兩三百宗，但疫情期間的2021年急增至2833宗，是上一年的九倍，多名立法會議員都要求當局嚴厲打擊甚至增加罰則。不過隨著疫情緩和，外傭人數已逐步回升，勞工處官員指目前有關「跳工」的投訴已大幅減少七成。
外傭中介代表、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對BBC中文透露，疫情時期少數外傭「吊高來賣」，復常後她們較難跳槽，變得更願意與僱主配合，「作對的氣焰減少了」。他質疑目前大環境已經改善，政府還拿非常時期出現的小問題大做文章，「有沒有必要為了芝麻綠豆小事去改動政策，傷了大家和氣？」
陳說，理解本地僱主會因外傭離職感到不便和困擾，但認為很多人思維有問題。「你給了兩萬元中介費，可以期望她（外傭）來做兩年，但不等於買斷了她兩年的人身自由——給了錢就買起了她，這是『販賣人口』才有的概念。」
他強調外傭辭職轉工有成本，她們必須先回到本國，會「手停口停」失去一兩個月薪金，也要面對新僱主的不確定性，並非中介「推波助瀾」就可以收買，「很多是本身與僱主性格不合、工作環境欠佳、工作壓力太大等等，中介給一兩千元獎勵，只會對那些原本就想走的人起到作用」。
他認為，把「跳工」現象委過於外傭或中介並不公平，僱主也有責任檢討原因。他指自己從事中介多年，發現過半僱主聘請外傭時首要是看外表，「覺得每日在家裏一起生活，樣子要順眼」，而不是看工作能力和經驗，結果造成大量人力錯配，外傭未必能符合僱主的工作要求。
「出現錯配，是應該承認錯誤和更正，而不是簡單粗暴地說人『跳工』、一刀切禁止，否則只是將錯就錯。轉工不一定是負面，我看過很多例子，外傭辭職轉工後，她和新僱主都很滿意，原本的僱主也請到更適合的人，最後四方面都開心。」
香港國際移民聯盟主席Eni Lestari也說，「做得開心沒有人會想轉工」，並強調外傭也應享有香港勞工的權利，即使部分人解約轉工，也跟任何職場一樣是平常事，「尤其我們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要進入不同的家庭裏工作，並不是人人都喜歡我們的。」
她指出，目前制度下外傭只有在四個條件下可以提早解約，包括證明自己受虐待，但很多事情難以證明。「如果是語言、精神虐待，或者工作環境很差，被要求從早上5點工作到凌晨2點，我們可以怎樣投訴？」
她擔心當局做法加劇強迫勞動，外傭為了完成兩年合約被迫困在不好的僱主家裏，「如果解約就會被僱主報復、懲罰，寫信去入境處說我們跳工，讓我們永不翻身」。她質疑香港標榜是國際都會、自由市場，唯獨外傭受到限制，「淪為這座城市裏的奴隸」。
香港政府自1973年准許輸入外傭，以釋放本地婦女生產力。當時正值菲律賓在全球石油危機下陷入經濟困境，當地政府為降低本國失業率及賺取外匯，放寬輸出勞工，大量菲傭因此進入千萬香港家庭，1997年後則印尼籍外傭比例大增。
香港立法會文件顯示，在有就業女性及育有子女的核心家庭中，約44%聘有外傭。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2021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分析指，聘有外傭的家庭每周可減少高達6.5小時用於家務的時間，同時用於育兒的時間可增加3.4小時，且生育第二胎的機率較沒有聘用外傭的夫婦多約13%。
「講白了，就是香港政府無提供完善的托兒服務、創造家庭友善的就業環境，長年把這些責任外判了給外傭。」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對BBC中文說。
她指出，外傭留宿僱主家裏，雙方不是單純的勞資關係，而是半個家人，現時政府以冷冰冰的思維去檢討政策，沒有顧及對家庭氣氛的影響。
「外傭做得不開心、大家合不來，本來解約就解決了問題，現在大家被迫要完成那兩年，她（外傭）度日如年，你（僱主）又擔心她搏炒或指控你虐待她，所有情緒都困死在家裏，而香港的房子又那麼小，最後就壓力爆煲，製造更多社會問題，這樣對僱主也不公平。」
她指出，如果外傭工作不愉快，完成兩年合約後也會離職，「僱主到時候也是要再花一兩萬元中介費請人，那有什麼分別呢？」
她認為政府不宜過度干預，應讓市場自行調節，尤其香港人口老化嚴重，未來將倚賴更多外傭包辦照顧工作。「特首現在說要搶人才，但把政策訂得那麼緊，外傭覺得香港很不友善，以後未必願意再來，反而弄巧成拙。」
香港有34萬外傭，疫情期間僱傭關係一度緊張，其後隨著疫後「復常」而緩和，但近日再度因為「跳工」爭議挑起雙方敏感的神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