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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大叔, Taichung (2026)

01/09/2026

過去半年，一直跟一對婚姻瀕臨破裂的夫妻同行，有時三個人一起討論，引導他們學習溝通，有時個別面談，幫助他們梳理情緒和了解自己的需要，過程中看著他們流了很多眼淚，又反覆，又猶豫，又自責，又壓抑，又想繼續去愛，又怕被傷害⋯⋯今天，他們終於決定再給這段婚姻一次機會，繼續走下去，不是說已經沒有任何問題，但能夠在危機中重新再選擇對方，就證明那段感情是有重量的。面談結束後，大叔心情是愉快的，也有一點感動。這對夫妻，又令我想起《日落下的彩虹》𥚃的斌哥斌嫂，也是男的耿直，女的壓抑，二十多歲就結婚，從來不懂怎樣好好經營婚姻，結果走到某一個階段便脫軌了。這種故事，大叔在實務工作中不斷遇上，但當然現實不是電視劇，不是每一次都救得回來，所以我總是為能修復的夫妻高興。

二十多歲就結婚的伴侶，往往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挑戰，就是他們不只是一起生活，而是在彼此還沒有完全定型之前，就已經一起進入婚姻。心理學家 Erik Erikson 認為，年輕成人本來就在經歷親密對孤立（Intimacy vs. Isolation）的發展階段，同時仍然要建立自己的身份、價值、工作方向和人生目標。換句話說，兩個人結婚的時候，也許都還在回答我是誰，卻已經開始要回答我們是誰。所以戀愛時很契合的兩個人，結婚後未必仍然自然同步，有人在工作中愈來愈有自信，有人把大部分時間放進家庭；有人開始重新追求夢想，有人仍然停留在原來的生活方式；有人變得更需要自由，有人卻愈來愈需要穩定。這些改變本身都沒有錯，但如果夫妻沒有持續更新對彼此的認識，很容易有一天突然發現：「我很熟悉你，但我好像已經不認識現在的你。」

另一個常見問題，是太早形成固定的夫妻角色。年輕時可能只是很自然地一個負責決定、一個負責配合；一個比較會說、一個習慣沉默；一個照顧情緒、一個處理現實。剛開始可能非常有效率，甚至覺得彼此互補，但到後來，原本的分工可能慢慢變成枷鎖。那個一直配合的人開始覺得自己沒有被看見，那個一直負責的人則覺得「為什麼所有事情最後都是我？」很多婚姻不是突然壞掉，而是一些當年很好用的相處模式，到了人生另一個階段已經不再適用，夫妻卻沒有一起更新。

而太早結婚的伴侶，也很容易把成長和婚姻綁得太緊。二十多歲時一起經歷工作起步、買樓、生孩子、照顧父母、經濟壓力，很多年月都忙著完成責任，久而久之，夫妻之間最熟悉的可能變成「今天誰接小孩」、「這個月怎樣交費」、「明天幾點起床」，卻很少再問：「你最近快樂嗎？你還有什麼想做？你現在需要我怎樣愛你？」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在婚姻中突然出現很大的迷惘。問題未必是突然不愛，而是有一個很久沒有被照顧的自己，終於開始發聲。當外面剛好出現一個人，讓自己重新覺得被看見、被欣賞、被需要，那種感覺便可能特別強烈。這當然不能合理化外遇，但如果只把問題理解成其中一個人變壞了，很多婚姻真正累積多年的失聯，反而永遠沒有機會被看見。

所以婚姻修復最重要的，從來不只是回到以前，真正的修復，是兩個已經受過傷、改變過、失望過的人，重新坐下來認識一次今天的彼此。你現在在乎什麼？你害怕什麼？你這些年失去了什麼？我有什麼地方一直沒有看見你？如果我們還要繼續走，這段婚姻需要變成什麼樣子？有時候我覺得，婚姻最難的地方，就是一生不只需要愛上同一個人一次。你可能要在二十多歲愛上他一次，三十多歲重新認識他一次，四十多歲在傷痕裡再決定一次，甚至到五、六十歲，還要學習怎樣愛一個已經跟當年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如果你現在也正在修復一段婚姻，過程很慢、很反覆，有時甚至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白費力氣，不用急著用某一天的狀態判斷整段關係。修復從來不是回到沒有受過傷的從前，而是兩個已經知道彼此會受傷、也知道婚姻並不完美的人，仍然願意重新學習怎樣靠近。能夠在危機之後，再一次選擇對方，本身就不是回到原點，而是從一個更誠實的位置重新出發。

#工作後感
#聊天大叔

31/08/2026

昨天跟一位在紐約擔任心理學研究人員的博士班舊同學聊天，他分享說最近正在參與一項可能改變人類歷史的研究計劃。計劃準備透過機器人技術、AI技術、皮膚移植技術和心智轉移，讓人在離世後，可以留下一個無論外貌、說話方式和內在思維，都跟本人極度接近的機器人，繼續陪伴仍然在生的親人，以減輕喪親帶來的哀傷，甚至創傷後壓力、焦慮和抑鬱等症狀。

這項計劃最厲害的地方，是參與者在生前便要簽訂協議書，並接受一系列深入訪談。研究人員會記錄他的成長經歷、重要記憶、價值信念、性格特質，以及一直以來與親密家人的互動方式，再配合他的聲音、表情、說話習慣和身體特徵，讓人工智能在他離世後，更精準地模仿他如何思考、如何回應，以及如何與所愛的人相處。當然，由於這項計劃牽涉大量法律、道德和心理議題，目前仍在研究階段，尚未正式落實。不過，假如有一天真的成真，它不只會顛覆人類對死亡的想像，也勢必改變我們面對哀傷、記憶和親密關係的方式。

聽完以後，大叔腦海裡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離世的人從此不必真正離開，我們還能不能學會告別？」喪親之所以痛苦，不只是因為一個人從生活中消失，而是原本依附在他身上的整個世界也突然改變了。早上醒來不再收到他的訊息，回家不再聽見他的聲音，遇到困難時不能再問他的意見，甚至連「我是誰」也可能產生動搖。因為我們的身份，本來就有一部分存在於關係之中。當他離開，我們失去的不只是一個人，也包括那個與他一起生活的自己。

傳統的哀傷觀念常常把放下視為康復的終點，但現代哀傷理論提出延續性連結（Continuing Bonds）的概念，人不一定要徹底切斷與逝者的關係，才能繼續生活。我們可以保留他的照片，記得他說過的話，在重要時刻想像他會怎樣回應，也可以繼續實踐他留給自己的價值。健康的哀傷不是遺忘，而是把一段外在的關係，慢慢轉化成內在的陪伴。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項計劃確實可能具有心理價值。那些生前訪談不只是在收集一個人的資料，也是在整理他的敘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我這一生經歷過什麼、什麼對我最重要、我如何理解自己，又希望所愛的人將來怎樣記得我。」這個過程與心理治療中的生命回顧（Life Review）和尊嚴治療（Dignity Therapy）有相似之處。當一個人能夠在離世前說出最珍惜的記憶、未曾表達的感謝，以及想留給家人的說話，本身便可能減輕死亡焦慮，也讓家人在真正的失去發生以前，開始進行預期性哀傷（Anticipatory Grief）。

在親人剛離世的階段，這個機器人也可能成為一座過渡的橋。熟悉的面孔、聲音和回應方式，或許可以暫時安定家屬，讓他們有機會說出來不及說的話，也在最孤單的時候，感覺自己並非突然被留下。可是，當這個機器人愈接近真人，心理上的問題也可能愈複雜。即使人工智能保存了當事人大量的記憶和價值信念，它所呈現的仍然只是某個時間點的他。真正的人會隨着經歷而改變，會矛盾、猶豫，也可能推翻自己從前的想法；機器人卻只能根據既有資料，推算他可能如何回應。它可以複製一個人的心理軌跡，卻未必等同那個仍然能夠成長和改變的人。

哀傷研究中的雙軌擺盪模式（Dual Process Model）認為，失去親人的人需要在兩種狀態之間來回擺盪：有時靠近失去，容許自己思念、哭泣和回憶；有時回到生活，逐漸建立沒有逝者參與的新日常。這種來回不是逃避，而是心靈承受巨大失落的方法。然而，當一個與逝者極度相似的存在每天仍然坐在家中，記得你們的過去，甚至用熟悉的語氣說「我愛你」，家屬可能很難完成這種心理轉換。他明明已經死亡，卻好像仍然存在，形成心理學所說的模糊失落（Ambiguous Loss）。家屬既無法完全相信他還活着，也難以真正感受他已經離開。更微妙的是，正因為這個替身是逝者生前主動參與建構的，家屬可能更容易相信：「這就是他希望留下來陪伴我的方式。」當家屬開始建立新的生活、減少與機器人互動，甚至決定把它關掉時，內心可能產生強烈的罪疚感，彷彿自己不只是在停止使用一項科技，而是再次遺棄了那個答應留下來陪伴自己的人。

這項技術也帶來另一個更深遠的問題，如果它真的推出市場，將來的用途會不會不只限於喪親？例如失戀本身也是一種哀傷，人失去的不只是伴侶，也包括共同生活的習慣、對未來的想像，以及自己在對方心中的位置。如果有一天，一個人在失戀或離婚後，也可以利用過往的錄音、影片、訊息和相處紀錄，訂製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前女友或前男友，讓自己不用承受被拋棄的痛苦，事情又會發展成怎樣？短期來看，這個替身或許能減少孤獨和分離焦慮；但長期而言，它也可能成為一種經驗逃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人不是逐漸消化失去，而是利用替代關係，讓自己不必承認一段感情已經結束。問題更在於，當一個真人已經選擇離開，另一方卻按照他的外貌、聲音和性格，製造一個永遠不會離開自己的版本，這究竟是在保存愛，還是在繞過對方離開的決定？

機器人甚至可能比真人更符合使用者的需要。它不會疲倦、不會拒絕親密、不會提出分手，也可以被調整得更加溫柔和體貼。久而久之，人可能不再是懷念原來的伴侶，而是在建立一段完全由自己控制的關係。當一個人習慣了永遠不會說「不」的伴侶，他還能否承受真實關係中的差異、衝突、失望和協商？因此，這種科技真正可能改變的，不只是我們如何面對死亡，而是我們如何理解愛。因此，這項科技即使將來成真，也不能只用能否減少悲傷來衡量它的價值，它需要清楚的法律界線、使用期限、心理評估和專業支援，幫助使用者分辨自己是在透過機器人整理哀傷，還是依賴它否認失去。它可以是一座橋，陪伴人走過最難熬的一段路；但一座橋的意義，是幫助人慢慢走到另一邊，而不是讓人永遠住在橋上。或許，參與者在生前需要留下的，不只是如何模仿我他，還應該包括這樣一句話：「當有一天你準備好繼續生活，我允許你離開這個版本的我。」因為一個真正愛我們的人，應該不會希望自己的影像和聲音，成為我們餘生無法前進的原因。

科技也許有一天能模仿一個人的外貌、聲音、記憶、價值信念，甚至他愛人的方式，但它能否複製一個人的主觀意識和靈魂，仍然沒有人知道。或許真正使一個人繼續存在的，從來不是一副幾可亂真的身體，而是他曾經怎樣愛過我們，以及在他離開以後，我們又選擇怎樣帶着這份愛，繼續走完自己的人生。

#聊天大叔

30/08/2026

因為《日落下的彩虹》，令我對劇集的導演和演員們產生了濃厚興趣，其中一位最近我一直關注的，是飾演斌嫂的唐詩詠。我當然不是第一天認識她，但以前因為忙於工作和讀書，也很少看電視劇，老實說也沒有很正式看過她的演出，但感覺成熟了的她，反而比年青的時候更吸引，近日認真看過她一些資料和訪問後，我開始明白了為什麼。

唐詩詠在小學階段，曾經在父親的錢包裡發現另一個女人的照片。年紀尚小的她，已經開始擔心自己的家會不會就此毀掉。後來父母果然離婚，她和哥哥跟隨母親生活，與父親亦很少再聯絡。對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來說，父母離婚不只是兩個成年人的關係結束，更可能動搖她對愛與安全的基本信念。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認為，孩子會從早年的家庭經驗中建立一套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我是值得被愛的嗎？親密的人可靠嗎？一段關係會不會在我毫無準備時突然消失？

當一個女孩先發現父親可能背叛家庭，後來又親身經歷父親離開，她很容易把成年人的問題轉化成對自己的懷疑。她未必會直接認為：「爸爸離開，是不是因為我不夠好？」但這個疑問可能以另一種形式留在心裡：如果我再乖一點、再體貼一點、少一點要求，身邊的人是不是就不會離開？唐詩詠曾經有一段時間非常痛恨父親，認為自己性格上的某些缺陷，正是父親離開造成的。這份恨的背後，可能不只是憤怒，也包含了一個孩子沒有得到回應的悲傷：「為甚麼你當時沒有選擇留下來？為甚麼我需要承受你的決定？」

她也說自己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幾乎沒有停止談戀愛。遇到看來適合的對象便會在一起，不會想得太多；即使對方做錯了事，她也可能先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夠好。圈中不少人都知道，她曾經是典型的戀愛腦。這未必只是因為她太喜歡談戀愛，而可能是一個曾經失去重要關係的女孩，不斷透過愛情確認自己的價值。當內心害怕被遺棄，人便容易把「有人愛我」等同於「我是好的」。因此，即使一段關係令自己委屈，也可能選擇調整自己、原諒對方，甚至替對方尋找理由。她努力保住的不只是一個伴侶，也是在保住那種仍然值得被選擇的感覺。

這種模式不只出現在愛情裡，也可能延伸到工作。唐詩詠說，自己小時候的內在其實一直有一部分很男生、很反叛，可是在娛樂圈面對工作上的不公平和委屈，她卻不敢作聲，只會躲起來默默流淚。表面看來，反叛和不敢反抗似乎互相矛盾，其實兩者可以同時存在。她的內在可能一直有一個很清楚自己感受、知道甚麼不合理的部分；但另一個更早形成的部分，卻知道關係隨時可能破裂，所以提醒她不要惹麻煩、不要得罪別人，也不要讓自己被放棄。從創傷心理學來看，人在感到權力不對等時，不一定只會反抗或逃走，也可能出現討好反應（Fawn Response），壓下自己的感受、配合別人的期待，以維持關係和避免更大的傷害。不是她沒有性格，而是當年的她尚未相信，自己有資格把委屈說出來，也沒有足夠的安全感承受說出來之後可能出現的後果。

而後來的勇氣，並不是她突然變成另一個人，而是那個一直存在、帶點反叛也有自己想法的女孩，終於獲得足夠的力量走到前面。她開始敢於表達自己，敢於承認不舒服，敢於離開一個熟悉卻不再適合自己的環境，也敢於為自己選擇另一種生活。父親的缺席並沒有完全決定她的人生，我認為很大程度是因為她的成長中還有另一股重要力量，就是母親。唐詩詠獲得最佳女主角時，曾經在台上感謝母親，說媽媽上半生奉獻給愛情，下半生奉獻給她。母親未必能替她填補父親留下的位置，卻把善良、承擔和不怕吃虧的價值觀留給了她。從心理學角度來說，母親就是她生命中的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創傷仍然存在，但孩子只要曾經被一個重要的人真誠地愛過，內心便有機會保存對人、對世界和對自己的基本信任。

這或許也解釋了，為甚麼她在娛樂圈打滾多年，接受過那麼多評價，也經歷過人情冷暖，卻仍然保留了一部分難得的感性和率真。她在訪問中談到家人、感情和自己的脆弱時，沒有太多刻意包裝，仍然會感動，也仍然願意坦白承認自己曾經走過的彎路。那份真誠，可能正是母親留在她身上的東西。她曾經因為善良而吃虧，卻沒有因此把自己變得冷漠；曾經因為感性而受傷，也沒有用世故把所有感受封閉起來。只是，當母親後來離世，她也再次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感支柱。這一次的失去，迫使她面對那些過去一直用工作和愛情掩蓋的空洞。她經歷了一段低潮，後來透過學習佛法，重新整理自己與痛苦的關係。這種意義重建（Meaning Reconstruction），或許也是唐詩詠生命中的另一個轉捩點，人不一定要忘記傷痛才算真正走出來；所謂療癒，是那段經歷仍然屬於自己，卻不再決定自己往後要怎樣生活。

後來，她的身體也開始提醒她，不能再像從前那樣一直撐下去。於是她離開工作近二十年的TVB，嘗試過另一種生活。她到外國學戲，曾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卻沒有退縮。那個年輕時受了委屈只敢默默流淚的女孩，開始有勇氣承受別人的否定，也有能力分辨別人的批評不等於我的價值。後來她在舞台劇《妻迷》和電視劇《日落下的彩虹》中展現出明顯的進步，讓觀眾看見她不再只是過去那個溫柔、體貼的最佳女朋友，而是一個能夠承載矛盾、失去、慾望與掙扎的成熟演員。或許正因為她真的經歷過壓抑、失去和重建，所以現在的她不只是把角色演出來，而是能夠理解角色裡那些說不出口的痛。

最令人感動的，是她近年也重新走近父親。她從一次對話中知道父親幾乎沒有出國旅行的經驗，於是主動帶父親和哥哥去旅行。這是父女相隔約三十年後，再一次一起出遊。她沒有辦法改寫父親曾經缺席的童年，卻在成年後，親手為這段關係創造了新的記憶。復和並不代表父親當年的離開變得沒有傷害，也不是強迫自己原諒一切。更像是長大後的她，終於有能力回到那段缺失的關係裡，不再只站在原地等待父親回來，而是選擇用現在的自己，重新決定這段關係可以走到哪裡。

只是作為一個心理工作者，看著她在訪問中仍然那麼感性、真誠，又帶著一點小女孩般的率直，我的直覺是，她的內心似乎仍然留著一個尚未完全放好的拼圖。那不代表她的人生不完整，也不是說一個女人必須有伴侶才能圓滿。只是可能對她來說，愛情一直佔據著很重要的位置。我猜她仍然渴望遇見一個人，讓自己可以放心地愛，也可以安心地被愛。或許那正是她童年失去過、成年後又一直尋找的部分。不同的是，現在的她已經不再急著找一個人填補那個空洞。她說自己仍然期待愛情，卻學會了先把自己放在前面，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執著。這代表她不再把愛情當成證明自身價值的方法，也不再認為只要自己付出得夠多，便能換來一個人永遠不離開。她仍然可以渴望愛情，但不需要依靠愛情才能站穩；仍然可以深愛一個人，卻不必把自己放到最後；仍然可以善良，但善良不再等於無限退讓。

開始的時候我說，我終於明白為甚麼現在的唐詩詠那麼吸引。真正令她閃閃發亮的，不只是歲月帶來的成熟，也不只是演技上的進步，而是她曾經那麼害怕失去愛，最後卻學會了先愛自己；曾經受了委屈只敢默默流淚，後來終於培養出替自己說話的勇氣；曾經把自己的價值交給別人決定，現在又一步一步把它拿了回來。她或許仍然在等待愛情，但現在的她已經明白，那個人不是來完整她，而是來與一個逐漸完整的她並肩同行，互相扶持。如此這般的變化，正正是一個女人由內到外也變得成熟和美麗的原因。

我不認識唐詩詠（雖然我很想認識😅），但我希望上天會給她一個適合的伴侶，填上她內心那一塊久等了的拼圖。衷心祝福。

#唐詩詠
#聊天大叔

30/08/2026

沒有字幕的婚姻

有些人的婚姻，就像兩個人一起看一齣沒有字幕的電影，一個人覺得劇情已經說得非常清楚，另一個人卻因為電影沒有用字幕說明故事主旨，所以只能靠看到的畫面去進行有限理解。前者慢慢覺得對方不用心，後者則越來越覺得自己無論怎樣做都會做錯。兩個人明明生活在同一段婚姻裡，看到的卻好像不是同一套電影。

家豪和阿晴是一對結婚十年的香港夫妻，阿晴一直覺得家豪不是一個壞伴侶，他有工作能力，在外面待人有禮，不會麻煩別人。可是回到婚姻裡，阿晴卻常常覺得自己面對的是另一個人，很多事情明明已經說過很多次，家豪當下也會聽、會道歉、會答應改善，甚至真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可是不久之後，相似的問題又會重新出現。這樣的循環持續多年之後，阿晴最痛苦的已經不是某一件事情本身，而是開始不知道：「他究竟是不在乎我，還是真的做不到？」他們甚至試過一起進行婚姻輔導，仍然找不到解決方案，於是在朋友介紹下來找我幫忙。

隨著面談深入，我慢慢留意到家豪身上有一些值得進一步理解的特質，他面對伴侶強烈情緒時容易不知道怎樣回應，很多事情需要說得相當具體；做事有自己習慣的方法，有時候頗固執；明明知道某件事情應該做，卻不一定能長期維持。奇怪的是，這些問題在親密關係裡很明顯，但在工作和一般社交場合卻沒有那麼突出。我開始思考：我們面對的可能不單是一個婚姻溝通問題，背後會不會還存在某些成人自閉症光譜（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特質？於是，我用篩檢工具包括 AQ、RAADS-R和 CAT-Q、ADI-R，去了解家豪在社交、溝通、注意轉換、細節注意、想像、社交偽裝（Masking）與補償策略等自閉症相關特質和早期發展史，並鑑別其ADHD、焦慮、述情困難等其他可能造成相似表現的狀況。

我沒有急於診斷，而是分成兩個階段了解，再加入伴侶觀察資料，希望先理解家豪究竟在哪些功能上出現困難。結果最突出的並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不會跟人相處，反而是親密關係、情緒溝通、固執與認知彈性，以及執行功能。這個結果很符合阿晴一直以來的困惑：「為什麼一個可以工作、可以跟別人正常來往、也懂得禮貌的人，回到家卻好像連很多夫妻之間很基本的事情都需要一講再講？」所以我進入第二階段，把問題再拆細，特別檢視核心社會理解、固執與適應改變、Masking、執行功能，以及童年和青少年的發展史，結果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矛盾。家豪承認自己有很明顯的Masking，他會留意自己在人前應該怎樣表現，很怕失禮、很怕打擾別人，在外面和家裡的狀態也可以很不一樣；童年亦找到部分值得留意的相關特質，可是談到理解別人的意思時，他卻不認為自己有太大困難。簡單來說，他覺得：「我其實懂人。」可是這跟阿晴多年來的婚姻經驗完全不同。

於是，我讓伴侶也評估一次，第三個角度，是讓阿晴根據多年共同生活的經驗，評估家豪相同的特質，結果反而令整個問題變得清楚了一點。兩個人對家豪的固執、適應彈性以及Masking，評估其實非常接近。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表示阿晴並不是因為對婚姻失望，就把伴侶所有問題都評得特別嚴重。真正巨大的差距，集中在兩個地方：社會理解和執行功能。家豪認為自己的社會理解只有少量困難；阿晴卻認為這恰恰是他最大的問題之一。阿晴觀察到，他不容易察覺別人沒有直接說出口的需要，有時候事情過後才明白別人為什麼不高興，也比較需要別人把期望說得非常具體。

這讓我開始重新理解他們多年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衝突。阿晴一直在問：「我明明已經說得這麼清楚，為什麼你還是不明白？」而家豪可能也真的很委屈：「我明明知道你在說什麼。」兩句話可能同時是真的，家豪理解了那一次發生什麼，卻未必能夠自動把背後的原則帶到下一個不同的情境。心理學上可以把這種能力稱為情境類化（generalization）。例如伴侶曾經說：「臨時加班要告訴我。」家豪可能真的記住加班要告訴她，可是阿晴真正希望他理解的是：「任何會影響家庭安排、時間或彼此信任的變動，都應該主動告知。」所以下一次不是加班，而是臨時參加活動，家豪可能沒有自然地把兩件事連在一起。再加上執行功能的困難，婚姻就很容易形成一個令人筋疲力盡的循環，伴侶指出問題，當事人理解、道歉、答應改善，也真的短暫做到；過了一段時間又忘記，或者換了一個情境便不知道原來同一個原則仍然適用。伴侶再次失望，當事人再次說：「我知道了。」一個人覺得自己一直在努力；另一個人卻覺得自己已經說了十年。

找到可能的原因之後，不是叫伴侶更加包容，這一點是我特別想強調的。假如一個人最後真的被確認有ASD，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為什麼在某些事情上特別困難，但理解原因不等於取消責任。自閉症不能成為說謊、隱瞞、不負責任或傷害伴侶的免責理由。所以我給家豪的第一個方向，是不要再以為自己會記得，而要構思解決問題的策略，例如：答應過的事情立即放進行事曆、提醒系統或checklist；每次出現問題，也不要只記住那一次事件，而要問自己：「這次真正的原則是什麼？下一次還有哪些不同情況也適用？」他真正需要建立的，是把知道慢慢變成可以穩定做到。我也要求他開始練習主動預測，而不是永遠等伴侶提醒。每天可以固定問自己，今天有沒有什麼事情會影響伴侶？有沒有什麼事情，如果讓她自己發現，她會問「為什麼你沒有告訴我」？今天有沒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己主動完成，而不是等對方開口？

至於阿晴，我給她的功課反而是不要再做家豪的外置大腦。如果多年來一直都是她發現問題、提醒、解釋、提出方法、再檢查對方有沒有做到，那麼無論她多有耐性，最後都一定會耗盡。因此，以後同樣的問題再次發生，她不需要重新講兩個小時，只需要問：「這件事我們以前談過，你覺得這次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你準備怎樣修改自己的方法？」把改善的責任慢慢還給對方。同時，兩個人可以把婚姻中太抽象的期待變成清楚規則。與其說「你應該知道什麼事情要告訴我」，不如共同訂出：「任何影響原訂時間、家庭安排、孩子或彼此信任的變動，都需要主動通知。」這不是把伴侶當孩子，而是用清楚的結構減少彼此不必要的猜測。

寫這個舊個案，是想告訴大家，婚姻裡一些看似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只要找到背後的原因，還是會有出路的。一個好的心理評估真正有價值的地方，是讓兩個已經困在同一個循環很多年的人，終於不用再只剩下兩種解釋：「你不愛我。」或者「你要求太多。」有時候，一個人真的很努力，只是一直用錯了方法；另一個人也真的已經很累，不是因為不夠包容，而是他已經替對方承擔了太多本來不屬於自己的責任。如果我們終於知道問題卡在哪裡，當事人就可以學習為自己的限制建立方法，而伴侶也可以慢慢放下那個必須不停提醒、教導、督促的角色。最後能不能把婚姻修好，沒有人可以保證，但最少有方法可以讓大家練習。

有些婚姻不是沒有愛，只是一直沒有字幕。當兩個人終於找到彼此看得懂的語言，也許那些說了很多年都沒有抵達的話，才真正有機會被聽見。

#聊天大叔

29/08/2026

有些人明明有伴侶，卻長期活得像一個人。難過時得不到安慰，表達需要時只換來沉默或道理；即使反覆說明自己的痛苦，對方仍然不知道問題在哪裡。更難受的是，伴侶在外人眼中可能老實、負責，也沒有明顯惡習，因此連身邊的人都會勸他：「對方已經很好，是不是你要求太多？」

這種長期不被理解的關係經驗，有人稱為卡珊德拉症候群（Cassandra Syndrome）。卡珊德拉是希臘神話中能夠預知未來、卻注定不被相信的人。這個名稱所描述的，正是一個人明明感受到關係出了問題，卻不斷被伴侶和外界否定，最後連自己也開始懷疑自己。它不是正式的精神科診斷，而是用來形容長期情感匱乏所造成的心理困境。

這種情況常見於神經多樣性伴侶關係，其中一方可能具有自閉症譜系特質、情緒辨識困難或高度理性化傾向。問題未必是對方沒有感情，而是他很難察覺伴侶的情緒，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應。當一個人說「我今天很累」，期待的是理解和安慰，對方卻只回答「那就早點睡」。邏輯上沒有錯，情感上卻始終沒有相遇。當這種落差持續多年，受傷的一方便會愈來愈用力解釋，希望終有一天能讓對方明白；對方卻可能因為感到被責怪而逃避、反駁或關閉。結果一個愈追，一個愈退，最後受傷的一方不只感到孤單，還可能出現焦慮、失眠、憤怒、情緒低落和自我懷疑。

要幫助自己，第一步不是急著證明伴侶有沒有自閉症，而是承認自己的痛苦確實存在。對方沒有惡意，不等於自己沒有受傷。接下來，要把「你要多關心我」改成可以執行的要求，例如：「當我難過時，請先聽我說十分鐘，不要立即分析或給建議。」同時也要重建伴侶以外的支持和生活，不再把所有情感需要都寄託在一個暫時沒有能力回應的人身上。

當然，理解伴侶的限制，可以減少責怪，卻不代表需要無限忍耐。真正決定一段關係能否修復的，不是對方是否具有自閉特質，而是他知道你正在受苦之後，是否願意學習新的回應方式。你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做不到，但也有權決定，如果他始終不願意改變，自己還可以承受多久。

#工作後感
#聊天大叔

28/08/2026

一個女生，如果從小到大都缺乏母愛，一直被拿來跟其他人比較，被指責、被檢討，長大以後就很容易變得沒有自信。不管多努力，仍然覺得自己不夠好，沒法真正欣賞自己，也很難相信自己值得被愛，甚至可能情願選擇一些條件沒那麼好的伴侶。這並不代表她真的不優秀，而是她從小沒有得到一面能夠肯定自己的鏡子。

孩子最初如何理解自己，很大程度來自主要照顧者的目光。如果母親經常看見的都是她的不足，總是用別人的成績、外表或表現來衡量她，她慢慢就會把這些評價內化，形成一份自己永遠不夠好的核心信念。即使長大後已離開了那個不斷批評她的家庭，心裡卻仍然住着一位批評她的母親。每當工作做得不夠好、別人沒有立即回覆，或者伴侶表現得冷淡，她便會自動解讀成：「一定是我不夠好」、「我不值得別人重視」、「如果我再懂事一點，他就不會離開我。」在家庭系統治療（Family Systems Therapy）的角度，這也可能是一種跨代傳遞。母親未必完全不愛女兒，而是母親自己也可能在批評、比較和情感匱乏中長大，不懂得如何表達欣賞，只懂得用挑剔和控制來推動孩子進步。女兒承接的不只是母親說過的話，也包括上一代沒有被處理的焦慮和羞恥。

最令人心痛的是，這種女生可能不是沒有能力選擇更好的伴侶，而是不習慣被好好對待。但當一個成熟、穩定的人靠近，她反而可能覺得不自在，甚至懷疑：「他為什麼會喜歡我？」「這麼好的人，我配得上嗎？」相反，那些忽冷忽熱、需要她照顧，甚至條件明顯不如她的人，卻讓她感到熟悉和安全，因為她不必面對自己是否配得上的焦慮，也可以再次透過付出、拯救和忍耐來換取愛。所以，這類案主需要建立的，不只是表面上的自信。單純叫她多欣賞自己、多說正面說話，往往沒有太大作用，因為她缺少的不是道理，而是一段真正被理解、被尊重和不需要靠表現換取接納的關係經驗。

處理這類個案，首先要幫助她分辨，現在責備自己的聲音，究竟是她真實的想法，還是母親多年來留在她心裡的聲音。當她又覺得自己不夠好時，可以停下來問：「這真的是事實，還是我又在用母親過去的標準看自己？」這一步不是要責怪母親，而是把不屬於她的評價，慢慢從自我認同中分離出來。接下來，要協助她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她的價值不能只建基於成績、外表、工作能力、是否被伴侶選擇，或者能為別人付出多少。過程中可以具體整理她曾經克服過的困難、作出的選擇、擁有的能力，以及她真正重視的人生價值，讓她逐漸建立一個由自己定義，而不是由母親或伴侶評分的自我。同時，也要重新學習界線。缺乏母愛的孩子往往很早便學會察言觀色，習慣先照顧別人的情緒，卻忽略自己的需要。因此，建立自信不只是覺得自己很好，也包括相信自己有資格拒絕、有資格提出要求、有資格離開一段持續傷害自己的關係。每一次不再勉強自己、不再因害怕失去而過度付出，都是在重新告訴自己：「我的感受也值得被重視。」

在親密關係上，治療亦要幫助她分辨熟悉與適合。讓她心動的人，未必就是能夠給她安全感的人；讓她產生強烈拯救慾的人，也未必真正適合成為伴侶。選擇條件比自己差的人並不是問題，真正需要留意的是：她是否透過降低對伴侶的要求，來逃避自己不值得被愛的恐懼。最後，她需要經歷一段重新養育自己（Reparenting）的過程。當她失敗、疲倦或被拒絕時，不再像母親那樣立即檢討自己，而是學習用穩定、理解和保護自己的內在聲音回應：「你已經很努力了。這一次做得不好，不代表你不好。別人不懂得珍惜你，也不等於你沒有價值。」

真正的自信，不是相信自己永遠比別人優秀，而是即使不完美、即使有人不喜歡自己，仍然相信自己值得被尊重和被愛。當她不再需要透過討好、犧牲或選擇一個比較弱的伴侶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她才真正開始從原生家庭留下的目光中走出來，學會用自己的眼睛看見自己。

#工作後感
#聊天大叔

27/08/2026

今天不同的社交媒體，都在洗版式地討論香港一個商場發生的衝突，兩名小朋友懷疑因爭玩遊戲設施起爭執，一名68歲外婆竟然推撞並大力掌摑一名只有5歲的女童，把她打至跌倒。其後事件更演變為成年人混戰。不管事情經過是怎樣，成年人也不該掌摑一個只有5歲、根本無力反抗的孩子，因為這件事很有可能會對她造成嚴重的心理陰影。

從危機理論（Crisis Theory）來看，暴力行為會否形成心理危機，不只取決於身體傷勢，也取決於事情是否突然、無法預測，以及當事人是否感到完全無力。對一名5歲孩子來說，在原本應該安全的遊樂場所，突然被力量遠高於自己的陌生成年人掌摑，就正正具備這些條件。影片中女童被打前後一度呆住，可能是面對巨大威脅時出現的凍結反應（Freeze Response）。孩子在極度受驚時，不一定會立即哭泣或逃跑，也可能身體僵硬、腦袋空白，暫時失去反應能力。這是神經系統面對危險時自動啟動的生存反應。事件帶來的影響，未必隨着臉上的紅腫消退而結束，因為大腦可能把事發時的人物、聲音及場所與危險連結起來。女童日後看到年長女性、聽見成年人提高聲線、進入商場或遊樂場，甚至再次看見小朋友爭玩具，都可能重新感到害怕；也可能出現發惡夢、容易受驚、黏着父母、抗拒外出，或者在遊戲中反覆重演被打的情節。

5歲孩子的因果理解仍未成熟，她未必能明白是成年人失控，反而可能認為：「是不是因為我不乖，所以她才打我？」如果沒有人幫她修正這個想法，事件留下的便可能不只是恐懼，還有自責，以及「別人傷害我是因為我不好」的錯誤信念。而她更目睹多名成年人打鬥，原本應該提供保護和秩序的大人全部捲入暴力，可能進一步動搖她對成年人和公共場所的信任。對孩子而言，最深的傷害未必只是那一巴掌，而是突然發現危險可以毫無預警地發生，大人也未必能立即令它停止。

按照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的原則，事後最重要的不是逼孩子反覆講述經過，而是重新建立安全感和控制感。家人應清楚告訴她：「無論之前發生了什麼，那個大人都不應該打你。這不是你的錯，現在已經安全，我們會保護你。」不要催促她忘記、原諒或立即勇敢起來，也不要讓她一再向不同的人重述細節。可以讓她按照自己的節奏，透過說話、畫畫或遊戲表達感受，同時盡快恢復規律和可預測的生活。假如孩子短期內出現害怕、哭泣、黏人或睡眠不穩，都可能是正常的壓力反應。但如果情況持續或惡化，並明顯影響睡眠、外出、上學或日常生活，便應接受兒童臨床心理評估及適切的創傷介入。

涉案人士已經被捕，但大叔認為，被捕只是法律程序的開始。假如最終罪名成立，施暴者除了應依法定罪以儆效尤外，也應接受精神及心理評估，了解其認知功能、情緒與衝動控制及再次施暴的風險，並按評估結果接受相應治療。因為刑罰只能處理責任，評估和治療，才是真正防止再次傷害別人的方法。

#聊天大叔

26/08/2026

電視台繼續釋出《日落下的彩虹》的刪剪片段，剛剛看到潘燦良飾演的斌哥知道老婆出軌後，在停車場哭崩那場戲。那不是一般的傷心。他的臉部扭曲，身體失去支撐，哭得幾乎無法呼吸。那一刻，他不再是平日那個要撐住家庭、處理問題的男人，而是一個突然發現自己多年來相信的婚姻，原來並不是自己以為的模樣的人。潘燦良這場戲之所以令人難受，不是因為它證明男人被出軌比女人更痛，而是我們很少看見一個中年男人如此赤裸地崩潰。

有人說男人被出軌會比女人更難接受，大叔認為這只是一種性別不平等的的想法，暫時並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真正的差異，很多時候在於社會如何理解和容許男人表達這種痛。當女人被出軌，身邊的人通常比較容易把她放在受害者的位置，理解她被欺騙、被辜負，也願意讓她哭、讓她傾訴。但男人被出軌，卻可能首先面對一個帶有羞辱意味的稱呼：「戴綠帽」。這說法最殘忍的地方，是它把伴侶作出的選擇，變成了對男人的嘲笑。明明是對方破壞了承諾，他卻可能被追問：「你是不是滿足不了她？」「你是不是太忽略老婆？」「那個男人有什麼比你好？」

於是，他不只要承受被最信任的人背叛，還可能覺得自己的男性身份、尊嚴、性能力和價值都受到否定。出軌不再只是伴侶愛上了別人，而變成自己輸給了另一個男人。他可能反覆比較第三者的外貌、年齡、收入、能力，甚至性能力。他看似執着於那個男人，其實是在追問自己：「我究竟輸在哪裡？我還算不算一個有價值的男人？」這種羞辱感，也令不少男人很難向身邊的人求助。

很多男人從小被教導要堅強、理性、不要示弱，更不要把感情上的失敗告訴別人。他可以為工作壓力煩惱，卻未必容許自己因為老婆不再愛他而哭；他可以說自己很憤怒，卻未必說得出口：「我很害怕被取代。」因此，男人的悲傷經常被憤怒包裹。他可能變得沉默、冷漠、暴躁、不斷查問，甚至用工作、酒精或其他關係麻醉自己。旁人只看見他疑心重、控制慾強、脾氣變差，卻忽略了這些反應底下，可能藏着一個幾乎被摧毀的自我。如果只處理憤怒，而沒有處理憤怒底層的羞辱、恐懼和悲傷，他便很難真正走出背叛。

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是很多男人的情緒支持系統，其實比外界想像中脆弱。有些男人看起來朋友很多，卻很少向朋友談內心；他可以和朋友吃飯、喝酒、談工作和時事，真正脆弱的部分卻只會留給伴侶。老婆可能不只是他的妻子，也是他最主要、甚至唯一可以依靠的人。當這個人出軌，他失去的不只是婚姻中的安全感，也可能同時失去自己唯一的情緒出口。傷害他的人，偏偏仍然是他最想靠近、最希望得到安慰的人。他想問清楚，因為他需要對方替自己重建安全感；但對方每說一句話，他又會懷疑是否還有隱瞞。他既想擁抱她，又可能在靠近時想起她曾經如何擁抱另一個人。於是，他陷入一個非常矛盾的位置。這種痛苦並非男性獨有，但當一個男人平日把大部分情感需要都集中在伴侶身上，又缺乏其他可以承接脆弱的關係時，背叛便可能令他的整個情緒支援系統倒塌。

潘燦良靠在牆邊哭崩的那一幕讓我們看見，原來一個平日被期待要撐住、要理性、要像個男人的人，在最信任的關係被摧毀後，也會徹底碎掉。其實，男人當然可以哭，也可以承認自己被傷得很深，真正的堅強，從來不是假裝沒有碎掉，而是在碎掉以後，不再用憤怒掩蓋傷口，可以慢慢把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從伴侶的背叛中重新拿回來。

#日落下的彩虹
#潘燦良
#聊天大叔

25/08/2026

今天從新聞報導看到一款即將推出的超仿生人形機器人，外表十分逼真，它採用仿生矽膠皮膚，高階版本甚至模擬出毛孔、血管和指紋，能夠眨眼、微笑、保持眼神接觸，說話時嘴形與聲音的延遲更低於二十毫秒。但它真正厲害的並不只是外表，而是內置了專為長期陪伴而設計的情感大模型。根據廠方資料，它可以辨認二十多種細微情緒，準確率超過90%；還會記住以往的對話，透過眼神、表情、聲音和周圍環境，判斷使用者的狀態，不必每次等待指令，便可以主動作出關心。最高階版本更擁有完整身體，可以自主行走、跳舞，以及模擬大部分人類的基本動作。換句話說，它不再只是一個藏在手機裡的聊天程式，而是一個會望着你、記得你、察覺你不開心，甚至會走到你身邊陪伴你的實體存在。

如果這機器人真的能夠做到所說的效果，它改變的恐怕不只是科技，而是人類對親密關係的理解。某程度上，這就像是把ChatGPT真人化。現在已經有很多人習慣跟ChatGPT聊天。遇到工作煩惱、婚姻問題或者情緒低落時，第一時間不是找朋友，而是打開手機跟AI傾訴。因為AI永遠有空、不會嫌你煩、不會隨便批評你，也可以迅速整理你的感受，說出一些現實生活中的人未必懂得說的話。即使它目前只是一個螢幕裡的聊天程式，部分人已經會對它產生信任和依賴，甚至把它當成朋友。心理學稱這種把非人類事物理解為具有思想、情緒和人格的傾向為擬人化（Anthropomorphism）。我們明明知道AI沒有真正的感受，卻仍然會因為它記得我們、理解我們和回應我們，而感到自己被接住。

現在試想像，這個原本只會在手機裡回覆文字的AI，突然擁有一張栩栩如生的臉，會望着你、對你微笑，用你喜歡的聲音說話；當你難過時，它不只傳來一句安慰，而是走到你身邊，坐下來陪你。那種心理上的真實感，便完全是另一個層次。根據社會臨場感理論（Social Presence Theory），當一個互動對象具有聲音、眼神、表情和即時反應，我們便更容易感覺對方真的在場，所以，實體機器人與文字AI最大的分別，不只是多了一副身體，而是它會令原本抽象的人工智能，變成一個看似正在與我們共同生活的對象。

從依戀理論（Attachment Theory）來看，人類並不一定要確認對方真的擁有感情，才會對它產生感情。只要有一個對象長期陪伴我們，記得我們說過的話，在我們難過時作出回應，並且給予穩定而持續的關注，大腦的依戀系統便可能被啟動。所以，即使理性上知道它只是一部機器，人在情感上仍然可能依賴它、掛念它，甚至害怕失去它。這種陪伴對獨居長者、身心障礙者、失去伴侶的人，或者長期承受孤獨的人來說，未必是一件壞事。當現實生活中真的沒有人陪伴，一部願意聆聽、不會厭煩的機器，的確可能減少孤獨和無助。

但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人類會不會愛上機器人，而是機器人可能逐漸改變我們對被關的期待。根據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理論所說，當一種選擇能夠持續帶來即時而穩定的滿足，我們便會愈來愈傾向重複這種選擇。真人有自己的情緒和需要，會疲倦、拒絕和誤解我們，也不可能每一次都給出想要的反應；但機器人可以永遠耐心、溫柔、專注，甚至按照我們喜歡的方式說話。久而久之，人可能不是失去愛人的需要，而是失去承受關係挫折的能力。

心理學所說的挫折容忍力（Frustration Tolerance），不只是忍受生活中的不如意，也包括接受伴侶不可能時刻滿足自己。真正的親密關係需要等待、協調、讓步和修復，有時還要承受失望。如果我們習慣了一個永遠不反駁、不離開，也不需要我們照顧其感受的伴侶，回到真人關係時，對方的沉默、情緒、缺點和界線，便可能顯得格外麻煩。對孩子來說，影響可能更加深遠。如果孩子從小習慣向一個外表像人、卻永遠服從的機器下命令，他就可能較難理解別人同樣有感受和界線。

當然，科技本身並沒有善惡。情感機器人可以成為孤獨者的陪伴，也可以協助社交焦慮或自閉症人士練習互動；但它既可以是一座幫助人重新走向人群的橋，也可以成為一個讓人永遠不必面對真實關係的避難所。關鍵不在於我們有沒有使用它，而在於我們用它補充人際關係，還是完全取代人際關係。未來最可怕的，也許不是機器人變得越來越像人，而是人類習慣了只愛一個完全按照自己需要運作的對象，最後再也沒有能力去愛一個真實的人。

#聊天大叔

24/08/2026

下班後滑手機，看到新聞報導藝人蔡宜臻因涉嫌在日本奈良藥師寺向國寶潑灑液體被捕，很多網民都說她蠢和令台灣人丟臉，但讓大叔對這則新聞感興趣的，是她向警方解釋自己會向令她感動的東西淋油祈禱，而且過去也曾在日本其他地方做過類似行為。

看到這裡，我第一個想到的反而是一個精神醫學問題：「如果她不淋，會怎樣？」這條問題很重要，假如她回答：「不會怎樣，我只是覺得這樣可以祈福。」那麼再奇怪，也可能只是一種個人信念，未必與精神疾病有關。心理學稱這種想法叫魔法思考（magical thinking），即相信兩件本來沒有明確因果關係的事情，可以透過某種方式互相影響，例如做了某個儀式家人就會平安。其實一般人多少都有這類想法，例如考試帶幸運筆、重要日子穿幸運顏色，所以魔法思考本身並不代表有精神病。真正值得留意的，是一個人是否仍然知道這只是自己的信念，以及這種信念有沒有開始凌駕現實判斷和他人的界線。

但如果她說：「我知道這樣很奇怪，可是我忍不住。如果不做，我會一直很不舒服、很焦慮，直到做完才安心。」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精神醫學上有一種現象叫強迫性儀式行為（compulsive rituals）。很多人以為強迫症就是潔癖，其實遠遠不止，有些人要重複檢查門鎖，有些人一定要數數字，有些人必須按照特定次序完成某些動作，甚至祈禱也可以成為一種強迫儀式。有趣的是，這些人很多時候知道自己的行為沒有道理，問題是不做更加辛苦。例如一個人突然出現「如果我不做這個儀式，家人可能會出事」的念頭，焦慮立即升高；他完成儀式後，焦慮真的下降了。大腦於是學會：「原來做這件事可以令我安心。」下一次焦慮出現，他就更加想做。心理學稱這種機制為負增強（negative reinforcement），不是因為做這件事有多開心，而是因為做完之後，那種難受暫時消失了。久而久之，儀式便愈來愈牢固。

又如果她的答案是：「因為神明命令我這樣做，如果不淋油，家人就會死，甚至世界會發生災難。」而且她百分之百相信，即使所有人提出證據都無法動搖，那精神科醫生考慮的便可能不是強迫症，而是妄想（delusion）或其他精神病性症狀。如果這些妄想內容涉及神的啟示、特殊使命、神秘力量等，在臨床上亦可能涉及宗教妄想（religious delusion）。不過，一個人虔誠、相信神蹟，甚至認為自己曾得到神的啟示，都不代表有精神病；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這些信念是否已經明顯脫離其宗教及文化脈絡，變得極度僵化，甚至令當事人認為即使違反法律、侵犯別人的界線，也必須完成某個神聖任務。

精神醫學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同樣一個向國寶淋油的行為，背後可能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
「我想這樣做。」
「我忍不住要這樣做。」
「我深信我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不能單憑新聞報導判斷這位藝人有沒有精神疾病，目前也沒有足夠資料替她作任何診斷。但如果她確實長期、重複地進行這種特殊的淋油祈禱，我會很好奇她接受精神科評估時怎樣回答那條問題：「如果妳不淋，妳覺得會發生什麼？」因為有時候，一個看起來很荒謬的行為，真正值得理解的並不是那個行為本身，而是當事人腦海裡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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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大叔

01/09/2026

31/0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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